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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兰:后真相时代的困境与突围

2017年11月23日6100新闻与写作

如何消除“信息茧房”和避免“回声室效应”,如何在社交化传播中将真相与科学的信息准确送达给受众,成为这个时代里专业媒体人最应关心和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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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兰

编者按:人人皆媒时代,让社交化传播带来“后真相”的现状。“后真相”已成为这个时代传播中的重要特征。碎片化传播,给真相的到达带来很多干扰。这样一个时代,对职业媒体及媒体人的专业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消除“信息茧房”和避免“回声室效应”,如何在社交化传播中将真相与科学的信息准确送达给受众,成为这个时代里专业媒体人最应关心和重视的问题。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过去由专业媒体人主导的大众传播,已经扩展为全民参与的传播,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皆媒的时代。

这样一个时代,并不意味着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人的谢幕,在某种意义上,如此嘈杂的环境,对职业媒体及媒体人的专业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归到专业媒体垄断大众传播的时代,承认与接受人人皆媒的新传播机制,正视其中出现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建立传播新秩序的路径。而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典型地代表了新的传播机制与生态下的困境,对它们的思考,关系着传媒业的未来。

1 社交化传播与“后真相”

“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词,被《牛津词典》选为2016年度词汇。在这个词里的“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解释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注释1)或者说,今天的人们不再追求事实与真相,而是容易被各种情绪、情感所煽动。

2010年,“后真相政治”一词在美国开始出现,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戴维斯在2016年8月发表的题为《后真相政治时代》的文章中指出,在西方的制度中,事实从来被认为是占有神圣位置的。每当“民主”跑偏,当选民被人操纵或者政客出现欺诈时,民众都会诉诸事实。但在今天的社会,事实似乎渐渐失去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这种非常普遍的感觉让西方人认为社会已经进入“后真相”的政治时代。(注释2)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后真相”问题的担忧。

“后真相”这个词今天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学者对“后真相”形成缘由的分析,涉及各个方面,但其中的一个主要指向是今天的社会化媒体及它的社交化传播机制。社会化媒体被视作“后真相”的主要推手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社交平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带来的传播格局的复杂化。拥有了传播权力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公众,显然很难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进行信息筛选,大多数人只能是基于个人的直觉和情绪需要去选择想要的信息。

其次,建立在社交网络基础上的传播渠道及其传播动力容易带来情绪化传播。社会化媒体是基于社交网络或者说人际关系网络的传播,在这样的传播网络中,能引起广泛关注、得到广泛传播的话题,往往与情绪相关。而在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作用下,人际传播有时能产生大众传播的效果,这也使得情绪被不断放大、传染。

第三,碎片化的传播内容也可能导致还原真相很困难。当人们在社会化媒体中只接触到一个事实的部分碎片时,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他们对事实的把握显然是不完整的。

最后,实时化内容生产带来了真相挖掘的渐进性与把关弱化的特点。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内容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包括等待事实完全呈现的时间,也包括对于内容的层层审核的时间。但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基本是与事实的发生过程同步的,真相挖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某些阶段难以触及事实的全过程与完整面貌。此外,在时效性压力大且人人皆媒的机制里,审核、把关也被弱化,甚至在很多时候出现缺位。

也许后真相是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正如哲学学者蓝江所指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因为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否则,我们的社会必然会被彼此充满敌意的主观立场性的判断主导。(注释3)

传播学者胡泳也认为:“事实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绝望,但只有采用理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期望一个社会的繁荣。”(注释4)今天的传播环境,虽然看上去给真相的追求带来了更多的障碍,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新的可能。

被人们视作新媒体传播“原罪”之一的碎片化传播,虽然可能给真相的到达带来更多干扰,但有些碎片中也可能隐藏着探寻真相的线索。来自社会化媒体的不断质询,也可能促使专业媒体并不止步于事实表象上的还原,而是向事实的深层挖掘。相比几十年前“真相”总是由媒体一锤定音、受众只有接受与服从来自媒体的“盖棺定论”的那种情形,今天新闻的不断被反转的情况意味着追求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中断过,而其中,社会化媒体中的碎片、情绪、意见等也许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

人人皆媒的时代既然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今天的模式下寻找激发其中的理性力量、抑制情绪化传播的更好的机制。

传播学者吴飞提出了“专业主义2.0”的想法,他指出,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行为中,语言需要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的功能,并要同时满足“四个有效性的要求”——可理解、客观真实、道德适当、真诚。这些都是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2.0”必须汲取的内容。但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将不再是一种行业性的专业精神,而是所有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个体普遍需要遵守的交往信条和基本精神。(注释5)

当然,每个个体都要达到“专业主义2.0”,这仍是一个长远的目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地向这样一个目标靠近。

而另一方面,在真假混杂的信息环境中成长,公众的辨识能力也可能会不断提高。一个事实是,那些在“无噪音”的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老年群体,反而最容易在网络谣言面前中招,而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对各种信息保持警惕。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也会对虚假信息逐渐形成一定的辨识、免疫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不是在“真空”“无菌”环境中,而恰恰是在“有菌”的环境中。

更重要的是,在“后真相”时代,专业化的媒体仍应是寻求真相的主导者。他们仍需要到达新闻现场的能力,需要突破表象的迷惑达及深层真相的能力,也需要对碎片的辨识与整合能力,以及对事实的解读能力。

另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未来我们要超越“后真相”,将需要依赖多种力量的协同,例如:专业与专业力量的协同,专业与业余力量的协同,人与机器力量的协同。

2 社交过滤网、圈子与信息茧房

今天流行的“个性化信息服务”“算法推送”等,加剧了人们对信息茧房的担心。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这个概念来自美国学者桑斯坦,他指出,信息茧房意味着,我们只听我们选择和愉悦我们的东西。(注释6)

但是,信息茧房并不是算法时代独有的产物,在传统媒体时代,它便或明或暗地存在,它与人一直存在的选择性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传播学领域,“选择性接触”“选择性记忆”“选择性接受”等理论也揭示了选择性心理对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的影响。

选择性心理与人们已有的认知框架有关。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因为各种偶然机遇形成了各种初始信念,这些初始观念成为他们来判断接收到的信息的认知框架。换句话说,人们并不会仔细辨析他们遇到的大部分新信息,而只是将之与既有知识进行简单的比较后就决定选择、接受和听信哪些信息。(注释7)

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这个概念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们的“作茧自缚”,它意指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

无论是信息茧房,还是回声室效应,之所以在今天被放大,除了算法新闻的影响外,还和社交网络对信息的过滤以及社交平台中的圈子有关。

在人人皆媒的传播模式中,每个人都可以自主设定信息源——关注对象即为信息源,而这个主观的设置,已为信息茧房埋下了伏笔。每个人的社交网络,也就成为信息过滤网,将一些信息阻隔在外。

同时,多元交织的关系网络中,也暗藏每个人的社会“圈子”。罗家德等学者将利益导向的、边界相对模糊、非对抗性的人际关系结构称之为“圈子”。罗家德还认为:“从短期行为和静态结构来看,圈子体现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方面,然而,一个圈子不仅是一个集体单位,也是围绕个体来发展的。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确实表现得像一个集体主义者,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经常是为了积累潜在的社会资本并实现他自己未来的个人目标。”(注释8)这段话深刻地揭示圈子对于个体的意义,这也可以解释在原本应该打破固有社会圈子的互联网中圈子盛行的原因。

在整个网络平台中,圈子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存在着。它们既可能来自于现实社会中的强关系,也可能来自于网络中以社会资本、利益结盟需要等联结起来的新圈子。

就像在现实社会一样,网络中的圈子,也会抑制圈子之外的信息或声音,强化信息的同质性,“沉默的螺旋”在圈子中发生的几率也会很高——因为人们都会顾忌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资本。

要完全消解网络中的圈子是不现实的,而从人的心理角度看,选择性心理以及信息茧房也许永远会存在,但信息茧房带来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当每个个体或群体被愉悦自己的信息砌起来的“墙”所包围时,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狭小,而在一道道“高墙”之下,个体、群体或组织间的沟通、对话将变得更为困难。

媒体的职责之一是社会整合,在多元甚至日益碎片化的社会,这个职责将变得更为重要。在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要的同时,让那些关乎个体以及社会长远利益的公共信息仍能打破各种“墙”,畅通地到达每个个体,仍主要依赖于专业媒体。

对公众而言,对信息茧房的警惕与自省,也应成为媒介素养及公民素养的一部分,这也是公众进行理性的社会参与的前提。

另一方面,类似于维基等结构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社交网络和圈子的约束。推动这类平台的发展,可以开辟更多的社会沟通渠道。

3 科学传播中的“非科学化”

人人为媒的传播时代,不仅使个体在政治问题上的参与程度加深,也使得他们广泛介入到科学传播领域,这也成为人们参与公共讨论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重要途径。

有研究者认为,科学传播,广义来说是指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各类公众之间的传播。(注释9)

学者刘华杰认为,科普或者科技新闻报道并非为了直接提高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科学传播的主要动机是提高国民的素质。关于科学传播系统,他曾提出一个五主体模型: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非政府组织。(注释10)从其他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学者把公众视作科学传播的重要主体,同时也把公众的科学素养提升视作科学传播的主要目标。

无疑,社会化媒体使得公众作为科学传播的主体的意义在上升,但是,公众参与的科学传播,是否必然会促成科学议题的公共领域的形成,改善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而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呢?

近几年围绕转基因问题的传播与争议,最突出地体现了科学传播在我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有研究者指出:“通过总结围绕转基因的争议,可以发现许多反转者和社会公众的某些行为已经在把科学推向迷信的一边。”“传统灌输式的传播方式,导致公众对科学本身依然缺乏必要的认知,对伪科学难以建立起起码的抵抗力。迷信的产生与延续,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们的生生不息与科学传播的‘不科学’有很大关系。”(注释11)在很多与科学传播相关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传播中的“非科学化”,这同样表现在公众的参与中。

在某种意义上,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非科学化”与前面提到社交化传播的情绪化、信息茧房等有着关联。

公众在科学类话题传播中的情绪化,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话题本身门槛就高,需要较深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如转基因话题。如果人们获得的相关知识不充分,就难以产生全面而准确的判断,这时理性让位于情绪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一些人在传播与讨论科学类话题时,仍是在原有认知框架下的选择,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新知,而只是为了证明与强化自己既有的立场。另一些人,则因为没有自己的认知与判断,只能采取抱团或站队的方式,有些人会简单地跟从某些意见领袖或群体。就像在政治传播领域一样,在科学传播领域也很容易产生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

此外,科学话题涉及的未知领域,容易让人产生不安感,特别是那些与人的生存环境、健康紧密相关的话题,如转基因、PX等。人出于本能而产生的保护意识,也容易演化为相关的情绪与立场。

很多时候,科学的话题与政治的话题也纠缠在一起,在科学话题上的争议,常常会演变成为政治性的话题。政治上的标签与站队,会干扰人们对科学问题的理性判断。

科学传播中的不科学,另一个层面的表现是伪科学的盛行。科学在一些时候与人们的既有认知是相冲突的,甚至有时所指向的事实是冷酷的,而伪科学往往以迎合人们认知框架的、“温柔”的方式出现。例如,在一些目前难以治愈的疾病方面,以安慰剂面目出现的伪科学,显然更容易打动人。

专业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也存在着“非科学化”的问题,例如专业知识不足导致的报道偏差,或者为了吸引眼球夸大其词的报道。即使是看上去客观中立的报道,也可能带来“虚假中立”这样的问题,即“媒体在报道有争议的科学议题时,将正反两方观点对等呈现,这往往赋予那些在主流科学界并不具备足够说服力的观点,在大众当中获得超出其原本应有的重要性的不恰当关注”(注释12)。专业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不足,会加重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不科学倾向。

要减少科学传播中的非科学化,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非政府组织各方的努力都是必要的。对于公众而言,科学素养与媒介素养的双重提升将是关键,尽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社会化媒体时代科学传播中的非科学化,也是后真相、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等问题的集中体现,因此,它的解决也需要多个方向上的探索。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注释:

(1)《技术的担忧——路透发布<2017年度媒体预测报告>》,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

CAM0RA7H05118VJ5.html

(2)《“后真相”牛津词典2016年度词为啥是它?》,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1/18/c_129368227.htm

(3)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4)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5)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7期。

(6)[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第8页,法律出版社,2008年。

(7)贾鹤鹏、刘立、王大鹏、任安波:《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3期。

(8)罗家德:《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9)朱巧燕:《国际科学传播研究:立场、范式与学术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6期。

(10)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11)陈鹏、张林《互联网时代科学传播 如何自洽和有为 ——以转基因、PX项目的科学传播为例》,《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12期。

(12)陆晔、周睿鸣:《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新技术时代的理念与实践原则》,《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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